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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1)
    这一年是王拴柱的幸运年,除了做上父亲,还根据政策由工转干,不再给县委领导当司机,而正式成为一名办事员。因为南方来的挂职书记已经上大学的女儿叫宁一鸥,王拴柱就给女儿取名王一鸥。这名字包含着他的美好愿望:长大吧,碎女子,长成一名书记的女儿。

    结果他最后一天给南方书记开红旗轿车时,书记问了:“小王啊,听说你爱人生了?男孩女孩?叫什么名字?”

    王拴柱一惊答:“女娃,女娃,叫王来弟。”

    书记笑了:“基本国策你都忘了吗?还来什么弟?不要重男轻女呦,我也只有一个女儿。”

    从此在外他只好叫女儿王来弟,一直叫到南方书记回南方。王一鸥的母亲鱼树蕙反对这样叫。王拴柱一立眉:“来弟咋了?来弟咋了?”

    鱼树蕙低头想了半天,最后小声说:“山气。”而且弟弟不可能来了,她上环了啊。最好王拴柱不要心思活动,她可不想丢掉工作。

    但王拴柱果然说:“山气啥山气,咱本就是山里人——叫鱼树蕙就不山气?”

    鱼树蕙不吭声了。“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这名字是她死于鹤川县1968年街斗事件的父亲取的。那次街斗,全县共有一万二千人参加,当场斗死二人,鱼父死在回家几天后。鱼树蕙从那后被吓细了胆子,对谁都巴巴结结。在学校时巴结老师同学;考了三年大学终于通过政审,毕业留在鹤川县卫校附属医院当护士,继续巴结领导,巴结病人;婚后,巴结丈夫,虽然他才是个高中毕业。

    所以,王一鸥在婴儿时期不是王一鸥,而是王来弟。但这还好。因为等她记了事,爸爸宣告她可以叫王一鸥了,大人们就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呀?”王一鸥一答“王一鸥”,那人便嘻嘻一笑。

    随着这嘻嘻一笑,王拴柱不由脸一沉,心内好不后悔。原来远大志向这类事,还是放在心里比较好。

    但人的性格真的很难变的,因为不久之后,王拴柱又嫌自己的名字不像一个机关干部,将来更不像一个书记,便改作了“王安升”。这名字越发司马昭之心,不怪大家又背后说笑了一年。

    王一鸥跟妈妈亲。每年清明,妈妈抱着她到山上去烧纸。当时他们住在卫校院子中一栋红色筒子楼里,每层楼一台深灰色的水泥盥洗池,没有厕所。王一鸥拉撒在一只红白相间的描着牡丹花的搪瓷痰盂里。妈妈抱着她,路过盥洗池,一个颤巍巍、瘦到不敢碰的老人正拿筷子夹池子里洗碗剩下或醉鬼吐出的残羹剩饭。

    王一鸥发了个恶心。“捡破烂的。”鱼树蕙害怕地抱紧她快步走出筒子楼。

    外面就是淡青淡青的了。树冠极大树叶极小的梧桐树。越大的树叶子越小。鸟鸣。清明节的早晨。

    抱着王一鸥一边走,鱼树蕙一边说唱:“哎——呀,今天可不要下雨呀——下雨了我们可没带伞,老天啊——”

    鱼树蕙老是这样。那干嘛不带把伞呢?因为她要验证,验证老天的存在。

    果然,烧完纸刚回到家,黄昏蒙蒙的,窗外丢雨点了。鱼树蕙扶着涂鹅黄油漆的窗台回头惊喜地对王一鸥说:“看,老天待我们多好,进了门才下雨!”

    王一鸥懵然点点头。

    王一鸥不知道母亲是因为胆小如鼠,常常恐惧,才老是处于祈祷之中的。她的祈祷对象总的来说是老天,偶尔也混个“阿弥陀佛”之类。鱼树蕙无事不祈祷。一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她也祈祷:明天护士长抽人下乡不要抽到我啊,那个肺结核病人今天不要把痰沫子咳到我手上啊,中午食堂的土豆烧肉土豆刮净了皮啊……

    上次她到鱼嘴镇四隐村执行计划生育,引产了一个七个月大的胎儿。端着冰凉的白搪瓷长方盘子从简易“手术室”里出来,她刚准备把那一团血肉模糊倒到玉米地里,那一团却猛一抽搐——“啊!”她尖叫一声连盘带那东西一道扔了。

    “鱼树蕙!你干啥吃的!”一肚子血的护士长撩开白帘子骂她。

    从那后她更要祈祷下乡不要抽她了。

    老天倒真的经常答应鱼树蕙。下乡不抽她,肺结核病人痊愈,土豆刮了皮。于是王一鸥经常听见妈妈赞叹:“哎呀——我今天运气实在太好啦,老天保佑啊——我今天一切都顺顺当当的呀——”

    王一鸥学舌:“混混当当的呀。”

    王拴柱,不,王安升扭头嗤得一笑:“瓜娃。这一月上了十三个夜班,也没见给你多发一分钱。”

    顺顺当当的鱼树蕙把女儿抱到床上坐下,欢欢乐乐地答:“反正没不按时给你做饭。啊,国家拿大头,集体拿中头,个人拿小头,有房子住,有食堂吃,有孩子搂。哎呀,老天保佑。”

    到了1986年,一个秋天早晨,鱼树蕙回家拿下乡穿的衣服,看见自己雇的十六岁的小保姆正在香香地喝热牛奶。有多香呢,就是发出那种“嘶溜——啊,嘶溜——啊”的吞咽声,声音之大,完全盖过了一旁饿得直哭的王一鸥。

    鱼树蕙什么都没说,拿了衣服走了。第二天,小保姆不好意思地也走了。第三天,王一鸥被送进卫校托儿所,加入到一堆鬼哭狼嚎的婴孩之中。

    1988年时王一鸥不再哭。托儿所小院儿的淡蓝木门,成为她最初的记忆。有时候淡蓝木门里还会办婚宴。木桌子木凳子们被搬出来,其间穿行着一个胸前佩花、西服垫肩高耸的瘦男人、一个厚粉埋没了五官的女人,坐着许许多多吃菜喝酒的人。

    王一鸥正伸嘴吮鱼树蕙筷头的红葡萄酒,看见一个灰不突突、衣裳缩在身上的女孩儿戳在院子中央,像被谁猛然扔到那了。

    王一鸥把那滴甜涩冲鼻的液体含化在舌面。虽然只有四岁,她也看得出这女孩儿绝不是卫校的孩子,而是“农村娃”。腮帮像蛤蟆一样下垂、专门化验血液粪便的女医生抓一把葵花籽给那女孩:“你叫啥名字?”

    女孩说:“鱼美云,鱼多云。”

    女医生笑了:“到底叫啥?”

    女孩想了想又说:“鱼多云,鱼美云。”